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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，无数青年学子以笔为剑、以声为旗，用热血与赤诚唤醒民族觉醒，推动社会变革。周炳琳，这位从浙江黄岩走出的北大才子，以其鲜明的爱国立场、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坚定的理想信念，成为五四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健将之一。
周炳琳(1892—1963)，字枚荪，1892年出生于黄岩县(今黄岩区)城关一个手工业者兼小商人家庭，老家是黄岩上垟乡前岸上山周。父亲从小对周炳琳管教很严。1907年，周炳琳考入清献中学堂，在校学习五年，成绩优异。
少年时期的周炳琳，聪慧好学，勤勉刻苦，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，却也早早目睹了清末民初国家积贫积弱、民生凋敝的惨状，在心中埋下了爱国救亡的种子。
1913年，21岁的周炳琳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1916年升入北科经济门，开启了他的燕园求学之路。彼时的北京大学，在蔡元培校长“兼容并包、思想自由”的办学方针指引下，汇聚了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等一批思想先驱，《新青年》杂志的迁入更让这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。在北大浓厚的思想解放氛围中，在陈独秀、李大钊等先贤的启发与影响下，他开始主动接触新思想、新学说，逐步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。
在燕园期间，周炳琳广泛涉猎中外典籍，不仅系统学习法学、经济学等专业知识，还积极研读西方进步思想著作，尤其关注马克思主义相关学说。他较早阅读了《宣言》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等著作，虽起初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认识较为模糊，却始终保持着探索真理的热忱。这种对新思想的渴求，让他迅速融入新文化运动的洪流，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并肩前行，为后续参与五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除了刻苦求学，周炳琳还积极参与校园社团活动，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与表达能力。他性格沉稳、处事干练，善于团结同学，很快在青年学子中崭露头角。在北大期间，他与邓中夏、许德珩等同学交往密切，几人常常聚在一起探讨国家大事、交流思想见解，逐步形成了共同的爱国理想——唤醒民众觉醒，推动社会变革。这段燕园岁月，不仅塑造了周炳琳的思想品格，更让他从一个懵懂的求学者，成长为一名有理想、有担当的新青年，为他日后投身爱国运动埋下了伏笔。
1919年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，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。北洋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，密令代表在丧权辱国的《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》上签字，将山东权益拱手相让。这一消息传到北京后，举国哗然，无数爱国青年义愤填膺，一场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即将爆发。作为北大青年学子的骨干，周炳琳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，成为五四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。
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，周炳琳就已积极投身爱国宣传与组织工作。1918年10月，他与邓中夏、许德珩等同学共同发起成立国民杂志社，聘请李大钊为导师，蔡元培校长亲自到会致辞，寄予厚望。1919年1月，《国民》杂志创刊，周炳琳与同学们轮流担任编辑部主任，杂志以“唤醒青年爱国救亡意识”为宗旨，积极传播新思想、新观念，抨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。期间，周炳琳读到英文杂志《双周》中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，深受震撼，当即翻译为《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》，发表在《国民》杂志第2卷第1号上，系统介绍了《宣言》、俄国十月革命等内容，解答了当时青年学子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疑惑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1919年3月，周炳琳与许德珩、邓中夏等北大学生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，以“增进平民知识、唤起平民之自觉心”为宗旨，组织团员走上街头，开展大众化的爱国宣传。周炳琳被推选为文牘干事，负责文稿的编印工作，他不仅精心撰写演讲文稿，还组织团员分赴北京四城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宣讲国家形势、科学知识与爱国精神。1919年3月27日，他在护国寺演讲《什么是国家？》，用通俗的语言阐释国家的意义，启发民众的家国情怀；5月18日，他又在北京四城演讲《山东与全国的关系》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，唤醒民众对山东问题的重视。这些演讲饱含救亡图存的赤诚，赢得了群众的阵阵喝彩，也进一步扩大了爱国思想的传播范围。
1919年5月3日晚，周炳琳等同学从蔡元培校长口中得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真相后，悲愤万分，当即在北大第三院礼堂集会抗议，决定次日联络各校学生举行集会和。5月4日上午，时任北大学生会秘书的周炳琳主动联络各校国民社社员，积极动员青年学子走上街头，为爱国运动奔走呼吁。下午，热血沸腾的他脱下身上的毛背心，存放在红楼前传达室，与数千名学生一同步行前往广场集会。
在广场，学生们高举“外争主权，内除国贼”“废除二十一条”“还我青岛”的标语，高呼爱国口号，情绪激昂。集会结束后，队伍出中华门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，但被东交民巷西口的中国警察所拦阻。然后周炳琳与牟正非(黄岩人)等同学们一起，直奔曹汝霖住宅。混乱中，匡互生、陈荩民(天台人)等部分学生翻墙进入曹宅，痛打了章宗祥，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。闻讯赶来的军警包围了现场，逮捕了(包括牟正非在内的)学生32名。周炳琳沉着冷静，凭借身穿脏衣服(当时衣上沾满灰土)的掩护，避开了军警的追捕，成功撤离现场。
回到学校后，周炳琳没有丝毫退缩，当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，商讨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。他积极联络北京各校学生，发起罢课运动，向北洋政府施压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、拒绝在和约上签字、惩办卖国贼。在他与同学们的不懈努力下，全国各地的学生、工人、商人纷纷响应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浪潮。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，最终释放了被捕学生。5月7日，被捕的北大学生返校，周炳琳组织师生在广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，彰显了青年学子的团结与不屈。
1919年6月，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，周炳琳被选为常务委员兼秘书，主持编辑《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》。1919年夏，他和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谒见孙中山先生。1919年7月1日，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，学会成为传播新思想的社团之一。周炳琳参加了学会，并被选为第一组月刊编辑员，协助李大钊编辑《少年中国》月刊。
图为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，左起分别为孟寿椿、邓中夏、周炳琳左三、张申府、陈愚生、康白情、袁同礼、李大钊(右三)、黄日葵、雷宝华
五四运动期间，作为学生会秘书的周炳琳不仅是运动的参与者，更是组织者与推动者。他与罗家伦、段锡朋、傅斯年等学生领袖一起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、坚定的爱国立场，联络各方力量，传递爱国声音，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成为公认的五四运动健将。他的热血壮举，不仅唤醒了更多民众的爱国意识，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，为后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。
五四运动的浪潮过后，周炳琳深刻认识到，要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复兴，不仅需要坚定的爱国信念，更需要先进的知识与技能。1920年，爱国民族资本家穆藕初向北京大学捐赠5万两白银，作为选派优秀学生赴欧美留学的奖学金，旨在培养能够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。经蔡元培校长亲自组织选拔，周炳琳凭借优异的成绩与突出的表现，与段锡朋、罗家伦等5人脱颖而出，被戏称为学生界的“五大臣出洋”，前往欧美深造。
周炳琳的留洋之路，先后辗转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等多个国家，系统学习西方的经济学、政治学等先进知识。他首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攻读文学硕士学位，期间专注于研究西方经济制度与社会政策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之路。毕业后，他又先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、法国巴黎大学深造，广泛涉猎国际经济、外交政策等领域，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功底。在留洋期间，周炳琳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爱国初心，他密切关注国内局势，主动与海外留学生交流思想，探讨国家发展之路，同时积极传播中国的爱国运动，让世界看到中国青年的担当。
1920年7月，经蔡元培选拔，周炳琳(后排右一)等5位北大同学赴欧美留学
1925年，学有所成的周炳琳毅然放弃海外的优越条件，回到祖国，投身于教育与学术事业，希望以所学知识助力国家发展。回国后，他先后在国立武昌商科大学、广州国立中山大学、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，主讲社会经济史、经济学等课程，将海外所学的先进知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与研究风格。他治学严谨、诲人不倦，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独立思考能力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经济、政治领域人才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这段留洋深造与初期治学、从政的经历，让周炳琳的思想更加成熟，视野更加开阔。他始终坚持“学以致用”的理念，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、社会进步紧密结合，既深耕于专业领域，又积极投身于爱国救亡事业，展现了一名五四健将的责任与担当。
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，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此时的周炳琳，受蒋梦麟邀请，回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，负责法学院的全面工作。法学院下设法律、政治、经济三学系，是北大的重要院系之一。周炳琳上任后，积极整顿院系，广纳贤才，邀请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前来任教，同时注重加强学科建设，完善课程体系，推动北学院的学术发展与人才培养。
1937年春，经蔡元培推荐，周炳琳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。在任期间，他始终坚守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原则，顶住了中央党部的无理压力。当时，中央党部强迫北京各大学解聘进步教授，周炳琳明确表示，大学应有一定的学术自由，聘不聘教授的权力应归大学校长，教育部作为上级只能撤换校长，而不能直接解聘教授，坚决拒绝了党部的不合理要求，保护了一批进步学者。此外，他还积极扶持青年作家，曾为曹禺的剧作发奖，鼓励青年创作者坚持创作，后来曹禺与巴金结伴前往北大教授宿舍看望周炳琳，对他执弟子之礼，十分尊敬。
抗战爆发后，周炳琳积极为国家的抗战事业奔走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，必须保护好教育火种。为此，他建议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迁往长沙，成立临时大学，以躲避战乱，继续开展教育教学工作。由于他的夫人魏璧是长沙人，熟悉当地情况，他与王世杰部长商定，指定张伯苓、梅贻琦、蒋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，同时选派多名学者担任筹备委员，亲自经手公函和派令，为临时大学的成立付出了大量心血。1938年，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，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周炳琳被聘请为总务长，但由于当时他奉命整顿中央政治学校，不得不推辞了这一职务。
作为西南联大的教授，周炳琳始终坚守讲台，深耕治学育人之路。彼时的西南联大，条件极其艰苦，校舍简陋、物资匮乏，时常面临日军的空袭威胁，但周炳琳从未中断教学工作。他主讲《经济学》《社会经济史》等课程，授课深入浅出，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抗战时期的经济现实相结合，引导学生思考国家经济的出路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。
抗战胜利后，周炳琳回到北平，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。此时的中国，面临着和平建国与内战爆发的抉择，周炳琳始终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的一边，积极呼吁停止内战、实现和平。他积极参与，与许德珩、张奚若等学者一同发起成立民主促进会，反对的独裁统治与内战政策，为争取民主自由、推动和平建国奔走呼吁。期间，他多次拒绝政府的高官厚禄，始终坚守学术与民主的立场，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五四时期的理想与信念。
1948年，政府摇摇欲坠，试图拉拢周炳琳前往台湾，但他毅然拒绝，选择留在大陆，等待新中国的成立。他坚信，只有中国才能带领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，才能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周炳琳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与学术事业，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、系主任，致力于新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周炳琳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与饱满的工作热情，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。他积极参与制定学科发展规划，完善课程体系，引进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方法，推动经济学学科的本土化发展。他注重培养新中国的经济人才，亲自授课、指导研究生，将自己毕生的学术积累与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在学术研究方面，周炳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、学以致用的原则，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，结合新中国的建设实际，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与著作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。他的研究既注重理论深度，又紧密结合实际，为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。同时，他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活动，推动中国经济学与国际学术领域的对接，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。
周炳琳一生淡泊名利，始终坚守爱国初心与学术气节。他生活简朴，不慕虚荣，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教育、学术与爱国事业中。即便在晚年，他依然关注国家的发展与进步，关心青年学子的成长，时常勉励青年一代要继承五四精神，努力学习、奋发图强，为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1963年10月，周炳琳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1岁。他的治丧委员会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员，周恩来等领导人送了花圈。
他的一生，是追求真理、坚守爱国信念的一生，是治学育人、奉献社会的一生。作为五四运动的健将，他用热血与赤诚唤醒民族觉醒，推动社会变革；作为学者与教育家，他用知识与智慧培育人才，深耕学术沃土；作为爱国志士，他用一生的坚守践行初心，诠释了五四精神的深刻内涵。
如今，距离五四运动已过去百年有余，但周炳琳等五四健将的爱国情怀与精神遗产，依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。他们身上那种“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”的五四精神，那种以家国为念、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，那种追求真理、勇于探索的进取精神，始终是中国青年前行的精神动力。周炳琳的一生，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，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他的名字与事迹，将永远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激励着后人不忘初心、奋勇前行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