彩票棋牌,捕鱼平台,腾讯棋牌,开元棋牌官网,开元棋牌试玩,开元棋牌APP,在线棋牌游戏,棋牌游戏下载1939年春夏之间的某日傍晚，美国国会众议院新晋议员托马斯·弗诺·史密斯（Thomas Vernor Smith）应邀赴中国大使的晚宴，他坐在出租车里，却忽然陷入了一阵恐慌，因为他发现，自己竟不知这位做东的中国大使的名字，这无疑将是一场尴尬的会面。他硬着头皮盘算：只要全程以“大使先生”“阁下”相称，或许能蒙混过关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等待他的，将是一场足以令报馆记者津津乐道的戏剧性会面。
田纳西州的《纳什维尔旗帜报》、得克萨斯州的《沃思堡星报》、威斯康星州的《格林贝新闻公报》、爱荷华州的《得梅因纪事报》等报纸都报道了这次会面。几个月后，专栏作家哈兰·米勒（Harlan Miller）还在他主持的《》1940年5月20日“咖啡闲谈”栏目中重提此事：
伊利诺伊州的大知识分子、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受邀参加中国大使馆晚宴时，因记不起中国大使的名字而感到尴尬。不过他巧妙地称呼对方为“大使先生”，成功地化解了尴尬。晚餐后，他问大使先生是否见过一位他一直仰慕的中国知识分子——胡适先生。大使答道：“是的，我就是胡适！几年前我在你们的芝加哥大学演讲时，我们见过面！”
史密斯任国会议员之前是芝加哥大学哲学系主任，胡适说几年前在芝大演讲时见过他，应该是指1933年7月胡适在芝加哥大学“哈斯克讲座”的演讲。那次讲座，胡适做了6场题为“中国的文艺复兴”的演讲（1934年1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专著《中国的文艺复兴》出版）和3场关于儒教的演讲（《儒教与现代科学思想》《儒教与社会经济问题》《儒教的使命》）。
对于这件趣事，唐德刚在《胡适杂忆》中也曾提及，称其为“洋人最耳熟能详的故事”。他是这样记载的：
珍珠港事变前有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（Thomas Vernor Smith）当选众议员。胡氏因为与他有一饭之缘，得知其当选，乃谏请他来中国大使馆晚餐。孰知这位史议员，纱帽初戴，官场欠熟；他在华府下车伊始，手忙脚乱。参会时间已近，他匆忙叫了部计程车，赶往赴宴，据说他在车上忽然想起，他还不知道主人的名字，乃询问计程车夫，车夫哪里知道。好在与“大使”吃饭并不要叫名字。满口“阁下”“大使”……也就足够应付了，所以终席宾主尽欢。
“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！”史议员肯定的说：“我到贵国观光，我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……大使先生，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？”
对于胡适和史密斯这次会面的具体时间，无论是唐德刚的记述还是上述报道都语焉不详，但可以肯定的是二人之前确曾有过一面之缘。唐德刚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对这次晚宴的细节做了脑补，这些细节，让整个故事显得活色生香，但也因其文学笔法，使事件的真实性始终笼罩在一层趣谈的迷雾之中，我们似乎无从得知，那个夜晚的宴会上究竟回荡着怎样的对话。
然而，在史密斯本人的自传《一个不存在的人——托马斯·弗诺·史密斯自传》（A Non-Existent Man—An Autobiography by T. V. Smith）里，他以略带尴尬而又无比真诚的笔触，复现了那个戏剧性的夜晚。
这位自称是芝加哥大学“社恐”哲学教授的史密斯详细回忆了那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经历，并视之为向胡适致敬的一种方式。1939年1月，刚刚当选国会议员的史密斯既要应对复杂的议事日程，又身陷与参议员罗伯特·塔夫脱（Robert A. Taft）的全国广播辩论，所以吩咐秘书暂停一切社交活动。然而，当中国大使馆来电话时，秘书却欲言又止，史密斯便松口道：“你若认为重要，我就破例参加这次茶会。”于是秘书便替他接受了邀请。
但这次会面却并非一帆风顺，起初的邀约因胡适突然生病住院而改期。1938年12月4日晚，胡适在纽约演讲后突发心脏病，住院77天。病愈出院后，才又重新发出邀请，并将茶会改成了晚宴。胡适日记和史密斯的自传里均未记载这次晚宴的具体日期。胡适在1939年3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：“今夜九点是我第一次请客，到的有四百多人，算是美京的一个盛会。”这次请客，既是胡适病愈后的第一次请客，也是他任驻美大使后的第一次请客，宴会请了上海来的“文化剧社”演戏助兴，戏看到一半，胡适就被医生逼回家了，可见此时他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。然而，根据史密斯自传中的描述，他与胡适的晚宴仅有他们二人在场，并无其他客人参加。由此推断，他们会面的时间应该晚于3月21日的大型宴会，且胡适选择单独宴请，也反映出他对这位新晋议员的重视。再从晚宴地点上看，胡适在1939年5月9日日记里写道：“第一次回到使馆楼上办公室。五个多月没有到此办公了。”胡适出院后，因医生建议避免爬楼梯，所以暂时在伍德利路3225号楼下的小音乐室里居住和办公。5月9日是他病愈后第一次回到大使馆办公，而史密斯在自传里明确提到晚宴是在中国大使馆内举行的，因此这次晚宴的时间应该是在1939年5月9日之后。
在雷强整理的《胡适致赵元任书札三十三通》（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20年第3期）中，有一封胡适致赵元任的信里也提到了此事：
奈特（Knight）说的故事是史密斯的真事。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，后来（1938年11月）被选为议员，我请他来吃晚饭，他来了；吃到半中间，他忽然问那个有趣的问题！我只好对他说：“史密斯教授，此刻与您共进晚餐的正是他本人啊！”我接着说：——“难怪您认不出我了。我是去年十月来的，那时您在伊利诺伊州的国会竞选正值最激烈的阶段。您自然没留意我的到来。更何况，您恐怕从未想过，您这位哲学家朋友胡适竟会“堕落到如此地步”，当起外交官来了。（其中英文部分为笔者译）
可惜胡适这封信也未署日期，但他在信中说自己是“去年十月来的”，显然是指1938年10月28日他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，正式履行驻美大使职务，那么上面这封信就是写于1939年。雷强根据胡适信中提到的“傅斯年（孟线、less ‘unilateral’”三处细节，认为“极有可能是胡适草拟了一份聘用协议，请Prof. Edgerton（Franklin F. Edgerton）以耶鲁大学东方学系主任的身份正式函请赵元任到该校任教，而Franklin F. Edgerton最初有意延揽赵元任是在1939年1月6日”，他由此推断胡适这封信是写于1939年初。但我的导师席云舒教授与雷强交流后，雷强发现他的这一推断并不准确。
1938年8月，赵元任向“中研院”史语所告假一年，应邀前往夏威夷大学任教。同年12月20日，耶鲁大学语言学系斯特蒂文特教授（E. H. Sturtevant）致信赵元任，邀请他去耶鲁任教。1939年1月6日，耶鲁大学东方学系主任富兰克林·埃杰顿（Franklin Edgerton）教授从印度返美途经夏威夷拜访赵元任，再次向他发出邀请。3月14日，赵元任收到傅斯年的回信，“批准他续假一年往耶鲁大学任教”。7月14日，赵元任携家眷离开夏威夷，前往旧金山参加第六届太平洋科学会议；9月2日到达纽黑文，“开始了在耶鲁大学任教两年的生活”。（赵新那、黄培云编：《赵元任年谱》）
耶鲁大学的两次邀请和傅斯年的准假足以促成赵元任前往耶鲁任教，按理说并不需要胡适代为“草拟”聘用协议，但胡适在上述致赵元任的信开头写道：
随信附上我致埃杰顿教授（Prof. Edgerton）函件的两份副本。寄上两份，因你或需一份转寄孟真，使其知悉这些提议。
你认为我对第二条最后一句的修改提议如何？我作此提议，是为了略微拓宽其基础，并使其听上去不那么“单方面”——这对像我们的朋友孟真这样的人来说很重要！！
某一条款经其修改后“听上去不那么‘单方面’”，并强调这一点对傅斯年尤为重要，这看起来不像是赵元任的个人聘约，而更像是机构之间的合作协议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藏的赵元任档案中，有一封1939年12月24日赵元任致傅斯年的信，可证实胡适所说的函件副本是指《史语所与耶鲁大学东亚学系合作计划书》，因为赵元任在信中明确提到：
后来适之适因捐款来此，跟此间东方系主任F. Edgerton及中文副教授G. A. Kennedy谈出一个Scheme，就是问洛氏基金请一笔款子让研究院跟Yale交换几年语言学的人们……另张是Edgerton暂拟的与Yale当局商谈的草案，修改之后去请款。这事当然一方面看我们要不要干，也看要得到钱否。我现在只是把所知道的先报告一下，等有正式的交涉可以有点准备。
该信后面附有《史语所与耶鲁大学东亚学系合作计划书》英文原文，且其中的第二条提议显然经过了胡适的修改，内容体现了双向交流：“双方将互派高水平研究生：中国学生将派往耶鲁大学语言学系学习，符合要求的美国学生则派往中央研究院接受培训。”结合傅斯年1940年2月22日回信中“与耶鲁合作事。此事大佳，办好了，可有很好的结果”（欧阳哲生主编：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七卷“书信”）的表态，可以断定，胡适让赵元任转寄给傅斯年的正是这份经其修改后的合作计划书。
雷强在整理上述书信时尚未注意到1939年12月14日赵元任致傅斯年的信及其附件，而这封信可以证明，胡适“草拟”（实际上是修改）的，并非耶鲁大学“函请赵元任到该校任教”的聘用协议，而是《史语所与耶鲁大学东亚学系合作计划书》。
在雷强整理的《胡适致赵元任书札三十三通》中，还有一封1939年9月23日胡适致赵元任夫妇的信，胡适在信里问道：“元任过Chicago，见着Frank Knight没有？他有信来问你。”赵元任赴耶鲁大学途中，于8月28日在芝加哥停留；上述无日期信中胡适提到的“奈特（Knight）说的故事是史密斯的真事”，应该是赵元任与奈特碰面并听到关于史密斯的趣闻后，写信向胡适求证，胡适所作的答复。可惜赵元任致胡适的这封信今已不存。
由上述材料可以推知，1939年8月28日赵元任在芝加哥听奈特讲了史密斯和胡适的趣事，9月23日胡适写信问赵元任在芝加哥有没有见到奈特，赵元任便回信向胡适求证奈特所说之事的真假，胡适回信说“奈特说的故事是史密斯的真事”，并把自己修改后的《史语所与耶鲁大学东亚学系合作计划书》附在信中寄给了赵元任，12月14日赵元任又把这份合作计划书转寄给了傅斯年。那么，胡适致赵元任的那封提到史密斯的信应写于1939年9月23日之后、12月24日之前。据此，史密斯赴胡适晚宴的时间就应该是在1939年5月9日（胡适病愈后首次回大使馆办公）至1939年8月28日（赵元任在芝加哥与奈特会面）之间。这是根据现有证据所能推断出的最小时间范围。
史密斯在自传中说，他抵达双橡园中国大使馆后，大使亲自为他开门。“他如同迎接故友般热情相迎，几杯不知名的美酒下肚后，我们竟已像失散多年的兄弟般畅谈——尽管他对我而言全然陌生。我想他也察觉到了我的茫然，于是他主动提起我们曾经见过面，虽然我毫无印象。”胡适感叹自己是“迷失在外交迷宫的学者”，而史密斯则自称是“在政客堆里如履薄冰的哲学教授”。接下来，史密斯回忆中的那段戏剧性对话是这样发生的：
我继续说道：“能避免社交就绝不参与。我并非不喜欢人群——正因太过喜欢。这世上几乎没人值得我特意绕路去见。我宁愿听广播、读书，但面对面交流实在非我所长。”
“不过”，我压低声音，“这世上确实有个人值得我跋山涉水只为一见，哪怕只是去和他握握手，说上一小时的话。”
场面彻底失控。我无法辩白说“我当然知道您是谁，只是开玩笑”。他看得出我不认识他，我也明白他心知肚明。
于是我只好坦然接受这窘境，自言自语地吟诵起来（多亏罗伯特·卜朗吟和还算管用的记忆力）：
话音未落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旋即用纯正的英语，以无与伦比的恢弘气度，接着诵完了卜朗吟《忆雪莱》的余下诗行，随后说道：“您的歉意已经足够了。”
史密斯特地把卜朗吟诗中的“你”改成“我”，以化解尴尬局面。而胡适的人格魅力也在这场令人捧腹的误会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胡适留学时期就曾写过《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》（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）和《卜朗吟的哲学与儒家学说》（The Philosophy of Browning and Confucianism）等文章，前者还获得过“卜朗吟征文奖金”，他对卜朗吟的诗可谓相当熟悉，因而能够脱口而出。史密斯或因东方人面孔未能记住胡适的样貌，但他对胡适学识及人格的钦慕却是十分诚挚的，否则，这位尽量回避社交的“社恐”教授怎会甘愿跋山涉水也要和胡适一见呢？
此后，二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：次年5月，同赴芝加哥大学俱乐部年会演讲；8月又共同出席友人聚会；12月，史密斯更是轻车简从，前往中国大使馆享用家常便饭。一场始于“对面不相识”的晚宴，奇妙地促成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跨文化知交情谊。这也正是胡适使美期间与众多外国友人交往的一个生动缩影，他总能以学者的真诚、绅士的风度与幽默的智慧，超越刻板的外交礼仪，在人格与思想上赢得外国友人真正的友谊和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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